社會流動一詞是指個體或群體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運動。具體來說就是：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它是社會結構自我調節的機制之一。社會流動一般包括垂直流動、水平流動、絕對流動、相對流動、自由流動、代内流動、代際流動與結構性流動八種類别。
美國社會學家P.A.索羅金1927年出版《社會流動》一書，強調對社會流動的定量研究。他側重研究了流動的數量、方向和地區分布等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變遷的速度加快，社會流動率提高，引起許多社會學家的興趣。在西方社會學界，尤其在美國，社會流動已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一般與社會分層研究結合。
教育公平是指通過政府幹預，來讓所有人的教育機會的分配和教育資源的共享趨于平等。因此，對于教育公平的判斷一般是根據教育起點的平等（受教育機會是否能平等的分布在每個人身上）、教育過程的平等（不同文化背景和階層的人能否平等的被對待）與教育終點的平等（每個人能否平等的追求教育水平和學業成就）三個方面做出。
公開來看，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是兩個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一，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其二，是技術管制的迷思。而實際上，教育程度和向上社會流動靠自緻因素并不能單獨起作用，它依靠先賦因素而發生作用。其中，顯規則（教育為人們獲得好職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資本）與潛規則（獲得高收入、高社會地位并不完全取決于所受的教育程度，即文化資本等自緻因素，而先賦因素是決定的）發揮着重要作用。
關于教育與社會流動的理論解釋，主要有“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假說、“有效維持不平等”理論與篩選假設理論三種理論。
“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假說（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ypothesis，MMI）拉夫特裡（Raf tery） 和霍特（ Hout ）認為，教育擴展隻有滿足了社會中上階層子弟的需求後，才會向更低階層開放。“有效維持不平等”理論（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盧卡斯（Lucas）在MMI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他認為MMI理論沒有考慮教育内部存在的差異問題，并不能闡述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教育機會之間的深層關系。篩選假設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簡稱篩選理論，又叫做文憑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視教育為一種篩選裝置，以幫助雇主識别不同能力的求職者，将他們安置到不同職業崗位上的理論。創始人是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通常有證書主義、文憑論、濾器說、排隊論、篩選假設等多種不同稱謂。
關于中國大陸教育與社會流動的關系，有正方“教育精英化與社會垂直流動”（例如：從科舉制到高考）與反方“教育平等化與社會流動受阻”（例如：寒門難出貴子）兩種觀點。
對于正方，李中清、梁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曾發表了一篇有關家庭背景與名牌高校入學機會的學術論文（《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結果發現，這兩所精英大學學生來自農村的比例和來自工農家庭的比例都明顯上升或維持相應比例，這說明精英大學的學生選擇（可進一步引申為中國教育體制——高考制度）變得更加開放和平等化，作者稱其為“無聲的革命”。文章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創造并保持精英大學裡相當比例的學生來自非精英家庭，這是中國教育領域内這場無聲革命的最大成果。
對于反方，媒體廣泛引用的并非是此文的觀點或支持其觀點的數據，相反，被媒體熱炒的一個數字（引用自此文）——幹部子女占北大學生比例近四成（39.76％），以及對此的解讀——“幹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幹部子女比例超過專業技術人員，更遠超過工人和農民階層”等等，并進一步推論精英學校為特權所壟斷，感歎“寒門難出貴子”。
學界對此存在質疑。
第一，時間跨度與節點劃分。首先，時間跨度為1952-2002年，跨越了改革開放這個重要節點，但結論卻是對長時段的總結，結論回應的是建國前的水平。其次，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籠罩着濃厚的階級鬥争氛圍，是一種“階級内的平等”，諸多地方有違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最後，改革開放前30年，導緻了“無聲的革命”；改革開放最初10年，使教育機會分配不平等程度提高；21世紀左右以來，政府的政策為重新啟動“無聲的革命”提供了契機。
第二，分析對象的偏誤。首先存在疑問：“農民子女”身份在中國不同時期的社會結構中，具有的意義是什麼？。其次，不同于“工人”，農民則是一種成分混雜的說法。當時人們更多的是用階級論的視角切分出兩個概念：“貧下中農”與“地主富農”。最後，改革開放前的“工農”中的“農”指代“貧下中農”，不包括“地主富農”，與改革開放後的“農民”并不同義。
錢民輝教授認為，“無聲的革命”作者隻是選取了一段特定的曆史時間進行考察，目的在于說明這一段時間的社會具有開放性、學生來源具有平民化、平等化、多樣化的傾向。“無聲的革命”采用的是根據學生學籍卡所做的定量分析，結論是由數據的分布得出的，并非根據現象推理。而質疑的聲音卻都是根據現象和推理而來，尤其是北大幹部子女占學生來源近40%，而提出北大已為精英所控制，寒門再難出貴子。如果批評者和質疑者再重新将學生的學籍卡進行再次的整理和分析，得出不一樣的結論或有偏差的結論，再批評或反駁“無聲的革命”，這樣的做法才說得通。
中國社會是一個教育平等的社會。在1949年到21世紀初的這段時期内，中國的教育制度與高考選拔方式，有效限制和削弱了父母職業對子女教育的影響，使得更多工農子弟能夠跻身到精英教育體系中，這使得新中國成立後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具有多樣性的特點。這種教育平等化為工農子弟提供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這種特征無論是相對于中國的傳統，還是西方主要國家精英教育的現狀，都可以說是革命性的。
美國社會是一個教育不平等的社會。早期，托克維爾曾經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國社會沒有長子繼承制，所以永遠不會分化出世襲貴族。美國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在一片機會均等的土地上，最優秀的人總會脫穎而出。那些僅僅占據家族财富的庸人則缺乏必要的競争力。
然而，據《時代周刊》2011年報道，美國的階層流動性已經明顯低于它曾經鄙視的舊大陸。一個新的世襲貴族階層已然在美國形成。在《大學潛規則》（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書中，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丹尼爾·金（Daniel·Golden）為我們揭示了美國貴族賴以達成世襲的秘訣之一。其中，他們的子弟都在教育經費最豐沛、教學質量最優秀、綜合評分最高的學校裡。由此也促進了美國學校的教育分層。
美國是一個社會分層和教育分層都比較突出的國家，教育不平等似乎是一個都被接受的社會事實。但美國政府一直緻力于擴大教育機會上的平等。從國際比較來看，美國房産稅在國家教育經費來源中的比例比OECD其他國家高了兩倍還多。最近數據表明，在美國的50個州中，有47個州的貧困學區學生得到的經費與富裕學區相同，甚至更多。從1990年到2012年，美國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按照家庭收入計算）得到的教育經費增加了50%，越來越接近高收入學區。
Simon Ejdemyr和Kenneth Shores最新的針對全國範圍的研究表明，貧困學生和少數族裔學生得到的教育經費比富裕學生多出了1%～2%。盡管不同學區之間的經費差距依舊存在，但總體來說，不像一些批判者宣稱的那樣。給予貧困學生更多教育支出将産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聯邦政府的補助也很重要，通過向貧困學區提供的專項資金，有利于消除不平等。從這樣的努力看，有人說美國的教育正在中國化（平等）。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享有着最高的權力。因此，中國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建立在所有人平等的基礎上的教育體系。改革開放這四十年以來，盡管政府平等的教育政策沒有變，但教育卻表現出了分層分化的特點，教育不公平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合理，優質教育資源分布更加不均衡等問題，這就拉大了原有的教育差距。諸如，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教育差距。
雖然說，教育不公平問題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這個矛盾越來越突出。政府雖然不斷的出台各種政策縮小教育差距和平衡資源，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教育不公平的現象和問題。從這些現象和問題上看，有人說，中國的教育正在美國化（不平等）。但這樣說似乎混淆了矛盾的性質，還是應當從人們對于教育程度提高上的獲得感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