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新冠疫情遷延反複、多點散發，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沖擊，就業總量疊加壓力和長期存在的就業結構性矛盾，畢業生就業呈現出就業預期明顯降低、體制内就業偏好增強、靈活就業的趨勢加劇、慢就業比例有所上升、自主創業意願不強等鮮明特點。黨的二十大對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就業作出新部署新要求，貫徹落實好黨的二十大精神，促進畢業生更加充分就業，迫切需要政府、高校因勢利導，健全體制機制、強化政策保障、拓寬就業渠道、創新工作方式，高質量推動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工作。
一、高校畢業生求職擇業趨勢變化
2019年底疫情以來，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2020-2022屆畢業生總量分别達874萬、909萬、1076萬，可謂是體量龐大、增量巨大。與此同時，受疫情影響，經濟發展下行壓力增大，市場主體吸納畢業生就業能力減弱，畢業生求職面臨諸多挑戰，其擇業就業呈現出四個鮮明特征。
（一）就業預期有明顯降低
2022年5月，智聯招聘發布《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從期望月薪和簽約薪酬兩個維度進行了調研，報告顯示，2022年55%的畢業生降低了就業期望，畢業生平均期望月薪為6295元，較上年的6711元下降約6%。從簽約薪酬上看，已簽約的應屆畢業生平均簽約月薪6507元，同比下降12%。畢業生對薪酬的心理預期和平均實際簽約薪酬下降，表明畢業生願意降低薪資要求，以适應市場選擇。
（二）體制内就業偏好增強
疫情之下畢業生就業“求穩”心态加劇，畢業生選擇黨政機關、部隊、事業單位、國企等單位就職的傾向顯著。[3]以2023年國考為例，國考報名人數250.3萬人，較2022年國考報名人數增加24%，國考平均職位競争比60.3∶1，部分熱門崗位甚至達到5800∶1。智聯招聘數據顯示，應屆生國企就業偏好位居榜首，占比44.4%，高于2021年的42.5%，較2020年上升8.4%。以國家電網招聘為例，國家電網2023招聘一批各直屬單位總計報名人次超過6萬人次，報名人次也高于國網2022年招聘的5萬人次。國企單位的招聘熱度居高不下，反映出畢業生求穩心态有增無減。
（三）靈活就業形式逐漸走熱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藍皮書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采用靈活用工比例約55.7%，比2019年增加約11個百分點，近30%的企業打算穩定或擴大靈活用工規模。[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随着數字經濟等新經濟、新業态的快速崛起，一批新就業形态和新職業應運而生，這對于90後和00後畢業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推動了新就業形态和就業機會的增長。根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統計，2020屆和2021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占比均在16%以上。根據北京大學“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課題組調查數據，2015年以來，畢業生“單位就業”占比一直在40%以下，2021年這一占比下降至新低，僅為32.1%。[5]
（四）慢就業比例有所上升
面對越來越“内卷”的就業形勢，“慢就業”可以給年輕人一個緩沖期。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15.9%的畢業生選擇慢就業、緩就業，較去年提高3個百分點。根據2022年9月河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調研數據顯示，高校畢業生報考專升本考研的比例逐年攀升，2021年河南專升本報名19萬人，較上年增加3.3萬人，醫學類專科畢業生專升本報考比例超過80%；考研率居高不下，有畢業生明确表示如果沒有考上，将會選擇“二戰”考研，2022屆高校畢業生當中“慢就業”“緩就業”現象增多。
（五）自主創業熱度有所減退
大學生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如何開始創業尚未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對疫情的制約性影響無法準确預估。而政府有關部門和學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穩增長、穩就業上，對創業的扶持和引導相對減弱。即便有一部分學生有創業的想法和意願，拿到創業的第一桶金也更加困難。在多輪疫情沖擊下，社會中的嘗試性投資驟減，投資項目的選擇更加慎重。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那些原本打算創業的大學生不得不改變了選擇，短期内先以就業為目标，為今後創業積累經驗。
二、畢業生擇業趨勢變化的成因分析
（一）經濟發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市場化崗位供給不足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冠疫情前沿反複和國際局勢演變，使得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挑戰增多，宏觀不确定性增加、經濟增長乏力。2022年1-10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9768.2億元，同比下降3.0%。[6]受疫情沖擊，間歇性的停工停産、停商停市，以及居民消費意願下降等影響，市場主體困難顯著加大，用工需求明顯萎縮，體制外就業機會明顯減少。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1-10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6%。10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較2021年同期上升0.6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0%，較9月上升0.2個百分點，“穩就業”面臨前所未有挑戰。就業市場崗位需求縮減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供給創曆史新高，導緻畢業生群體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劇。
（二）就業政策體系存在薄弱環節，制約畢業生就業選擇
就業歧視現象依然存在，部分用人單位在招聘中，把“985”“211”“雙一流”等院校作為入圍的門檻，弱化崗位屬性和實際需要，盲目追求名校的出身，形成一種“好的企業招聘學生的畢業院校就要更好”的怪象。[7]由此，其他不符合條件的畢業生就失去了均等就業的機會，違背了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但是政府層面，對招聘中的學校歧視、學曆歧視等影響就業公平的行為，缺少有效的監督和懲戒機制。新就業形态的産生，引發了社會中勞動關系、技術手段、組織方式、就業觀念等方面的變革，這一領域中的從業者中很多人是“多平台同時就業”，在社保、養老等方面訴求更加複雜多樣。但是政府對新就業形态中的從業者權益保護、社會保障、政策支持還有明顯不足，高校對這類就業形态的人才支撐和對學生教育引導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
（三）線下招聘和求職面試雙向受限，就業簽約效果不佳
自疫情發生以來，很多地方的高校實行封閉管理，用人單位校園宣傳和現場招聘活動難以正常開展，有效招聘時間縮短，校招頻率和規模壓縮，校園招聘渠道一定程度上萎縮。雖然部分高校能夠通過“雲招聘”的形式進行供需對接，但這種方式與面對面線下求職相比，在信息鑒别、技術成熟度、互動效果上有一定差距，用人單位更難選擇崗位合适的人選。同時，由于畢業生跨區域流動受限，畢業生實習活動受到影響，造成對崗位認知不足，直接制約就業供需的精準匹配，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四）高校育人和服務供給不足，畢業生缺乏競争優勢
勞動力市場供求“冷熱不均”，畢業生“求職難”與制造業“招工難”并存現象一直存在，說明人才供給結構與社會需求結構錯配，人才培養質量無法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出于辦學成本角度考慮，部分高校在專業設置上，一些文科類專業（如财經大類、教育大類等）重複設置，在人才培養上重理論、輕實踐，同質化問題也比較突出，人才培養特色不明、質量不高。與此同時，個别高校對就業工作重視不到位，沒有完整落實教育部明确的“機構、人員、場地、經費”四到位的工作要求，簡單地把就業工作作為畢業生離校前的“臨門一腳”，全程化、系統化的就業指導服務體系尚未有效建立。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間畢業生居家等情形下，教育教學、就業指導、心理輔導、政策宣講等工作的成效不夠明顯。
（五）傳統用人觀就業觀根深蒂固，給擇業就業帶來沖擊
社會用人單位普遍追求名校、高學曆，唯學校、唯學曆的用人觀念尚未得到根本扭轉，這對中西部地區畢業生大省來講，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不足省份，畢業生自然會喪失更多優質就業崗位選擇機會，增加了專科生甚至部分本科生的就業焦慮。與此同時，疫情之下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社會化市場化就業的短闆——不穩定性開始顯現，受傳統觀念、家庭因素影響，普通家庭和廣大勞動者傾向體面就業，更加青睐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企等體制内單位，畢業生求職心态更加求穩，一些學生觀望等待，造成就業資源浪費，有業不就和無業可就同時并存。
三、改進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的主要對策
（一）健全體制機制，夯實合力促就業的工作格局
畢業生就業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政府、學校、社會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發力。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各級畢業生就業工作議事協調機構和各級黨委教育工作領導機構的統籌協調作用，形成工作合力。以河南省為例，面對2022年的嚴峻就業形勢，河南省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成立工作專班，在完善政策、穩崗拓崗、搭建平台、優化指導、精細服務上多方聯動，并建立情況通報、定期研判機制，最大限度為畢業生就業提供支持，成效明顯。高校作為育人主體，應當切實承擔起主體責任，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持續優化就業創業指導服務。社會行業企業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積極吸納畢業生就業，讓畢業生更好就業、更快就業。家庭應積極配合學校做好畢業生的思想教育和觀念引導，關心畢業生求職擇業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問題，讓他們内心從容地走向社會。
（二）落實就業優先，持續完善就業政策保障體系
黨的二十大強調，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落實就業優先，應當首先關注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高校畢業生就業理應成為重中之重、頭等要事。在當前形勢下，穩就業促就業的關鍵是保經濟增長、保市場主體，對于疫情沖擊面臨經營困難的企業，政府部門應積極實施重點指導和扶持，給予财政、稅收、社保等扶持和優惠，助其渡過難關，以保障其崗位供給能力。财政、稅收、人社、金融等部門應加強協同，發揮各自職能優勢，既要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也要優化環境，鼓勵大學生創新創業，培育一批市場主體。同時，要着眼于新經濟形态、新職業的發展和靈活就業、自由職業等就業形式的增多，有關部門應研究健全與之相适應的就業保障機制，健全靈活就業勞動用工、薪酬待遇、權益保障等政策制度，維護好社會平台、從業大學生等不同群體的合法權益和切身利益。
（三）拓寬就業渠道，促進高校畢業生多元化就業
拓寬就業渠道，擴大就業崗位供給，是促進畢業生就業的關鍵環節。沒有崗位，一切都無從談起。作為畢業生就業的參與方，政府部門應結合地方實際，繼續實施好基層就業項目，适度擴大計劃規模，讓大學生在基層接受砥砺磨煉。同時，圍繞地方産業調整和重大民生需求，增設一批公益性崗位，促進高校畢業生的階段性、過渡性就業。高校要用好全體教職工力量，充分發揮校友資源優勢，通過訪企拓崗等方式積極争取社會支持，為畢業生提供崗位。圍繞國家戰略實施和經濟發展新動向，在省際間、區域間、校際間建立畢業生就業服務聯盟，用好國家24365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等，打破就業信息壁壘，促進就業市場一體化，實現就業資源的優勢互補與互通共享。行業協會及社會組織，應盡己所能，為高校畢業生及時提供市場動态、崗位與人才需求等信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範發展新就業形态。政府、高校和社會要切實轉變觀念，鼓勵和支持大學生創業，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激勵創新、崇尚創造、支持創業、寬容失敗的氛圍；鼓勵和支持大學生投身新就業形态，包容畢業生的多元化就業選擇，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趨勢。
（四）堅持育人為本，強化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意識
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是促進畢業生高質量就業的根本前提。高校必須增強質量意識、擔當意識，壓實人才自主培養之責，牢記“國之大者”，胸懷“兩個大局”，把為國家建設和民族複興提供高素質人才作為首要任務，多途徑積極聽取社會各方面的建議，科學監測和評估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完善教學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充分整合優化校内外資源，持續深化産教研協同育人模式，促進教育鍊、人才鍊與産業鍊、創新鍊有機銜接，不斷提高人才培養的目标達成度、職業匹配度、社會滿意度。同時，要優化學生職業規劃和就業指導模式，如果說人才培養的功效是讓一個學生變得更優秀，那麼優質的就業指導等于是為學生添加了一雙翅膀。在這個過程中，優秀的就業指導師資尤為關鍵。因此，應在高等教育體系中擴大專業化就業指導人才的培養規模，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全程化就業指導服務需求。
（五）創新工作方式，通過信息化數字化推動工作升級
随着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不斷疊代升級，加之近幾年的疫情沖擊，不少行業從自救角度進行生産經營模式的調整，如生活消費行業轉向電商、社區團購等線上渠道，探索“共享員工”人力運營路徑，房地産行業探索線上展示和營銷模式等。另外，社會管理服務部門也紛紛倡行“無接觸服務”“不見面審批”“零聚集服務”等，通過公衆号、朋友圈、微信群等信息分發渠道，開展數字化管理服務等。[8]傳統行業依托互聯網平台正在形成新的發展業态和管理服務模式。畢業生就業工作也逐漸轉變為線上線下同步發力。就業工作的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可以大大提高就業指導服務的效率和效度，職業生涯教育、就業供需對接、就業手續辦理等均可在線上完成，這也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因此，順應這一時代趨勢，既需要提升就業指導師資隊伍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又要關注求職學生的數字和信息化素養，讓就業指導和求職不僅局限于對網絡信息化産品的消費，或者是對信息工具的簡單使用，更要會利用海量的數字化、信息化資源，在促進就業指導提質升級的同時，開拓出更為廣闊的就業空間。
來源：公衆号—中國大學生就業
